经济观察网 马克·罗伊/文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决策者想方设法要让全世界的银行变得更安全，他们主要是通过具体的措施：使用更多的资本、避免具体的冒险行为、提供更多的透明度，以及惩罚鲁莽行为。但这一金融监管的方法尽管值得赞赏，却需要让官员来决定或影响银行最重要的战略决策：资本水平、负债结构以及业务活动范围。此外，监管者的目标常常是银行高管的激励，却常常对组织的冒险激励视而不见，反而是在事后通过监管要求它们不要冒这些险。

这一要求-控制方法有其缺陷：监管者可能弄错应该监管什么行为、怎样监管；银行对监管采取抵制态度；银行家和他们的顾问——其中不乏最聪明的商人——通过创新规避许多施加给他们的约束。高质量经济人才可以在其他领域得到更好的使用。

更糟糕的是，许多要求-控制措施太复杂，无法很好地实施。在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著名的“沃克尔规则”（Volcker rule）试图限制银行的自营交易，这一规则条文厚达数百页，其实施也被一推再推。

有一种更简单、而且几乎没有尝试过的金融监管方法。监管者不应该主要依赖要求-控制规则，而应该专注于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动机，将激励与金融安全协调起来。这样做既可以让银行变得更好，也可以增进实施中的要求-控制监管的效果。

最近，美国政府对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课以130亿美元巨额罚款，这一做法就符合这一金融监管模式。但是，由于这类罚款具有不确定性，银行和银行高管很难预测它的发生，因此它对长期组织激励的影响尚不清楚。

协调整体组织激励的最好机会存在于税收规则中。但这方面的改革尚未尝试，甚至连讨论都没有。这需要改变。

与其他公司一样，金融机构也要缴纳所得税，其中费用（包括企业的融资成本，如对债权人的利息支付）可以从收入中扣除。债务利息减轻了税收负担，增加了利润；股东回报则否。结果，安全的股本变得比高风险的债务融资更加昂贵。

在主流金融理论中，企业的债务水平首先是一种权衡——一边是利息支付的税收扣减的好处，另一边是破产和经营不善概率的增加。因此对银行的债务而不是股本课税将从根本上改变组织激励。

有两个基本选择。最直接的选择是取消银行利息支付的税收扣减性质。银行、其股东、董事和高管将不再会因为税收原因偏好债务而不是股本，因为银行的息费前利润全部要被课税（税率比利润税低），不再能得到先扣减债务利息费用的优惠。

但是，这一税收结构的影响会因为时间而随利率波动而改变。如今，利率处于历史低位，调整债务利息扣减的影响很小。当利息回归正常水平时，这一影响会增加。

或者当局可以对银行债务课以特种消费税，作为交换，同时取消公司税。税收应该这样校准：变化前后银行总体来说纳税额不变。税率将会较低。股本融资比率在8%的银行应该对缴纳0.5%的债务特种消费税和缴纳现在的公司税无差异。

但是，尽管总缴税额不变，银行、其董事会和高管让金融系统变得更安全的激励会增强。税收将让债务变得更贵，因为债务将被课税，同时股本会变得更便宜，因为利润不会被课税。银行将希望使用更多的安全的股本和更少的危险的债务。

税收改革不能解决确保系统性金融安全的一切问题。银行债务还能获得其他补贴，比如“太大而不能倒”的隐性担保。税收的规模也与大银行倒闭对经济所造成的伤害无关。还有实施和规避问题，这是一切税收都免不了的。尽管如此，税收能更好地协调金融企业的激励与系统性危机风险最小化目标。此外，转向对债务而不是股本课税将降低金融企业的公司税，因此决策者可以期待这不会引起危机前要求-控制规则所引起的抵制。

监管风格的回报是递减的。摧毁一家银行的的因素很大程度上不在于顽固的鲁莽，而在于寻常的日常失策。随着监管要求的增加，要求-控制型监管受其目标的反弹也更大。如今，针对银行和金融的要求-控制型监管已经发展得颇为完善了。纠正银行和金融企业的组织激励应该在金融政策组合中扮演更主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