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以来，继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原则措施后，央行[微博]和银监会金融支农的一揽子方案陆续公布。

 

　　4月22日，央行宣布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与此同时银监会也出台具体措施，如支持符合监管要求的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持续提高存贷比等。

 

　　在监管层金融支农利好政策不断刺激下，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将更为激烈，但由于农村金融业务风险较高、投入较大等问题，金融机构介入仍较为谨慎。

 

　　目前农村金融市场，除了农信社、农商行、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外，作为国有大型银行中在农村金融市场拓展最深入的中国农业银行(2.41, 0.01, 0.42%)也在不断巩固其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份额和地位，并继续摸索商业金融服务“三农”的有效途径。

 

　　农村金融市场“两化”倾向

 

　　4月22日，央行宣布从4月25日起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两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同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农村普惠金融、涉农资金投放等方面做出相应规定，随后银监会对此进行详细解读，并在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加大涉农资金投放、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培育农村资本市场、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出台具体措施。

 

　　近年来农村金融覆盖面不断扩大，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但受多种因素影响，一直以来农村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贷款难”和“难贷款”问题，农村资金外流问题较为突出，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还不能完全适应农民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农村金融目前仍然是整个金融改革发展最为薄弱的环节。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尽管金融支农政策相继颁布，但要在操作执行中一一落实仍任重道远，农村金融市场的改善非一朝一夕之功。

 

　　“现在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两个倾向：商业化倾向和去农村化倾向。”辽宁省朝阳市政府分管金融的副市长乔梁深有体会地说道。

 

　　乔梁分析，商业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当前服务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都是商业机构，要按照商业运作规律来运营，但是当前农村金融发展完全按照商业化要求来运作很难达到政策预期效果。

 

　　“比如商业银行在县域及以下地区网点铺设上没法广泛布点，因为机构布点成本高，再广泛布点就遇到瓶颈问题，而受限于网点，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就很难全面推广；此外，现在商业化的贷款成本、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农民对金融资源的可得性还不够。”乔梁认为。

 

　　“另一个倾向是去农村化。因为农业的投入产出风险比较大，有些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获得储蓄资金后反哺农村地区的资金比重仍然较小，大部分资金转到城市去支持工业发展，这种现状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乔梁指出。如此一来，留在县域及农村地区的涉农资金势必就有所减少。

 

　　银监会在此次金融支农具体措施中提出，要不断优化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布局，推动农村偏远地区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工作，在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开展金融服务“村村通”工程。而要在农村地区实现金融全覆盖也并非易事。

 

　　“中国金融业和农村最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几十年时间里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从网点方面来看，仍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状态：即每一家金融机构在农村乡（镇）政府所在地设一个基层的网点，叫信用社或者营业所，普通百姓和金融的联系在过去是老百姓春天种地的时候向信用社借点贷款，秋天卖了粮食再还上，存款很少。”辽宁省朝阳市人民银行[微博]行长孙文爽如是说道。

 

　　对于造成金融业与农民之间“隔阂”的原因，孙文爽认为，如果完全依靠银行以传统机构网点铺设方式在农村地区布点，受到业务量、成本和风险等多方面影响，目前并不可行。

 

　　“监管层相继出台金融支农政策，有利于刺激金融机构加大支农信贷力度和金融服务力度。”农行辽宁省分行农户金融部总经理任晓东说，“农村金融市场风险比较大，服务成本相对较高，金融机构在介入时比较谨慎。现在在农村市场开展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农信社、农行和邮储银行，但在农村金融市场有成熟管理经验和风险把控能力的只有农行，即便如此，农行在前几年开展‘三农金融事业部’试点改革初期，支农贷款也很难开展，因此金融支农政策不是短时间内立竿见影就能热起来，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是一个稳步增长的过程。”

 

　　农行商业金融服务“三农”样本

 

　　对于地方政府官员反映当前农村金融市场出现的商业化倾向和去农村化倾向，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政府对政策性金融作用发挥不充分、合作金融发展缺位、财政支持不到位的清醒认识，并不意味也不排斥商业金融服务“三农”的可持续性探讨。

 

　　实际上，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和农行联合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4》数据显示，目前在农村地区农村家庭开户行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这三类金融机构。

 

　　银监会在此次公布金融支农措施中也提出，要鼓励大中型银行根据农村市场需求变化，优化发展战略，加强对“三农”发展的金融支持；深化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探索商业金融服务“三农”的可持续模式。

 

　　随着监管层金融支农全面进军的号角吹响，金融机构开始了新一轮农村金融市场布局。作为介入农村金融市场最深的国有大型银行，农行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涉农资金投入。

 

　　以辽宁农行为例，农行辽宁分行负责人赵壮志告诉记者，2011～2013年，辽宁农行累计向县域地区投放贷款202.66亿元，净增80.48亿元，投放总量位居国有四大行首位；至2013年末，县域贷款总额174.68亿元，3年均增速36.17%，四大行排名第一；实现县域贷款、涉农贷款增速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的“两个高于”目标。

 

　　此外，为打通服务“三农”的最后一公里，农行加快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网络的扩张速度。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4》显示，我国农村家庭所在村周围的银行网点平均数为0.77个，与城市家庭所在小区周围银行网点平均数2.63个相比差距较大。

 

　　以辽宁农行为例，截至2013年末，辽宁农行共有各级各类机构796个，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和绝大部分的乡镇，尽管是辽宁省金融服务覆盖最广的一家商业银行，但农行还在不断将网络向县域及乡镇村延伸。

 

　　“在县域及乡镇村，农行的物理网点数量比农信社少，比工、中、建其他三家大型银行的网点要多。农行不跟农信社PK物理网点数量，但通过布放‘惠农通’电子机具来弥补物理网点缺失，进行差异化PK。”任晓东说。

 

　　近年来农行在农村地区实施金穗“惠农通”工程，以惠农卡为载体，利用现代电子机具为农民提供“足不出村”基础金融服务。

 

　　为适应农村市场，辽宁农行在扩大“惠农通”服务点电子机具布放的同时拓展加载在该电子机具上的金融服务功能。目前，电子机具已具备查询、转账、汇款、代缴费及小额现金支付等多种功能。

 

　　此外，农行辽宁分行负责人赵壮志告诉记者，辽宁农行还加强与当地财政、社保、卫生、农业等部门的沟通合作，省市县三级行联动，先后代理了新农保、新农合等农村基本保障资金，电费、电话费、有线电视费等生活费用收缴，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农机补等惠农资金代理，以及失地补偿、保险费、彩票等商业性结算代理等四大类民生项目。

 

　　赵壮志表示，近三年来辽宁农行累计投入近15亿元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构建了以乡镇网点、自助银行、电子机具和流动服务为架构的“四位一体”支付服务体系。截至2014年3月末，辽宁农行在全省784个乡镇8558个行政村布放电子机具3.4万台，依托农家店、供销社、农资店及小超市等渠道建立“惠农通”工程服务点超过1.2万个，实现行政村全覆盖，服务点有效率达到99.01%；承载惠农卡代理项目71类、654县项，实现村村有代理项目。

 

　　通过“惠农通”工程在农村地区布放大量电子机具，这种渠道网点扩张方式不同于成本相对较高的物理网点铺设方式，但能在较快时间内将基础金融嵌入更多的空白乡、空白村，实现农行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快速扩张。

 

　　“从短期内看，农行大规模进行‘惠农通’工程建设并不挣钱，刚开始布放电子机具的时候，还得求着分支行的工作人员，但是现在行里内部对‘惠农通’铺设的看法开始变得更长远。”任晓东说。

 

 

　　“惠农通”工程建设之于农行的商业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比如在有效分流了农行县域网点大量的柜面业务的同时，带动了一大批新农保、新农合和财政支农资金的代理项目，激活了大量惠农卡，锁定了一大批低成本存款，绑定了一大批客户等等。

 

　　2013年农行服务“三农”一览

 

　　●县域业务实现税前利润772.46亿元，同比增长21.2%

 

　　●县域存款达4.9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8.8%

 

　　●县域贷款2.35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4.6%

 

　　●县域资产不良贷款率1.54%，比上年末下降0.12个百分点

 

　　●对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服务覆盖率达81.4%和57.6%

 

　　●支持了8.7万个家庭农场

 

　　●新增惠农卡有效发卡量717万张

 

　　●新设“金穗惠农通”工程服务点3000个

 

　　●电子机具行政村覆盖率达到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