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里，国际金融危机倒逼各国展开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继《巴塞尔协议III》首次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作出强制性规定后，美国出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更被视为迄今为止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

　　 目前，危机前为各大投行带来丰厚回报的场外衍生品交易明显萎缩，欧美大银行不仅面临更高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要求，而且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也从无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中，被纳入严格监管的大框架之下。美联储在危机过后数年依然对美银、房利美、房地美开出巨额罚单可以佐证，此轮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

　　 然而，改革大幕才刚刚拉开，各国金融改革总体进展缓慢，个中原因纷繁复杂。在11日召开的“缓慢的全球金融市场改革”分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监管法案执行不力是导致金融改革迟缓的主因。政府监管机构只有排除相关利益集团的阻挠，切实执行监管法律与相关法案，才能避免重蹈次贷危机的覆辙。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高级执行副总裁胡安·英扎特直言，欧洲金融监管仍存在很大风险，银行资产负债表里有些项目尚未受到监管。在金融衍生品领域，只有50%的监管政策被执行。一些资产类别虽然有监管法案，却并未得到执行，还有一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未达到合格标准。胡安·英扎特强调，“执行不力就等于零”。

　　 纽约证券交易所[微博]亚洲区副主席、AEA投资亚洲区主席比尔·欧文斯则认为，政策出台后还要面临多年不断修正、执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对监管机构与被监管者的考验。金融机构不但需要增加其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度，更需要能够作出客观决策，而不能充当只受特定利益驱动的决策者。

　　 在金融监管领域，与会嘉宾建议，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或可以借鉴他国经验，引入银行压力测试等改革措施，管控银行坏账率与衍生品操作。在事前预防方面，可建立系统风险监管框架，将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纳入央行[微博]的监管之下。在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时，可对其采取安全有序的破产清算程序，同时明确，相关成本由金融业界承担。

　　 当前，中国金融改革正进入深水区，尤其需要在吸取国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增加灵活性，具体改革措施应侧重可行性、务实性。与会嘉宾对中国政府此前允许部分企业违约的迹象表示欢迎，正如彭博有限合伙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丹尼尔·多科特沃夫所言，金融危机也意味着改革机遇，中国可以上海自贸区为范本，逐步推进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开放资本市场等关键领域的改革。